家族企业长云汽车停产背后：董事长被停职
职业经理人、自家亲兄弟，这些曾经的亲密战友如今纷纷离去。就连自己辛苦创办的企业归属权也似乎变得扑朔迷离……
位于海滨市建设大道30号的长云汽车集团总部，已经很少有员工上班。临街的玻璃门全部从里面上锁，透过蒙灰的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杂乱摆放的桌椅。除了门口的保安，大楼几乎看不到其他人出入。
作为海滨市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王大伍和他一手创办的长云集团在当地颇有名气。
在当地人眼里，长云集团是当地民营企业的佼佼者：“长云集团在我们这儿可是数一数二的，你看我们的公交车，全都是他们生产的。但这两年厂子不景气，我一个朋友在他们厂里上班，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
在资金链断裂一年过后，长云汽车集团现在已基本处于停摆状态。看到自己大半辈子的心血如此光景，创始人王大伍感到有点力不从心。游离在董事长，大哥和大股东几个角色之间，这个52岁的汉子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家族企业管理该从何调整。
莫名其妙的停职
如果不是两年前的上市公司事件，长云集团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2011年5月8日，王大伍像往常一样到公司上班，但没多久，三弟王大云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哥，不好了，出大事儿了。”
原来，当天香港上市公司长云国际突然宣布，暂停王大伍与王大云两名执行董事职务，原因是他们未能及时提供一笔上亿元人民币款项的转汇的合理解释。
作为长云国际的主席兼创始人的王大伍与副主席王大云却对这件事毫不知情。而公告的直接发布者仅仅是公司的两名小股东：一名执行董事和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
王大伍清楚，单凭两个小股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他们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力量在为他们站台。而最有可能的，就是时任长云国际副主席兼执行董事的龚建国。
龚建国是长云集团的“开创功臣”，九十年代初就加入了长云。由于曾在海滨本地一家国有企业长期担任管理职务，熟悉企业经营管理，龚建国在长云集团一直扮演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王大伍对他非常倚重，长云国际在港上市具体细节，就是由龚建国亲自操盘。在王大伍的原来的印象里，龚建国是个能力强，并且非常“听话”的人。
“基本上就是我指哪儿他打哪儿。”王大伍曾这样跟人评价龚建国。
两人关系的裂痕出现在2010年：当时长云集团正在着力研究新能源汽车。为了获得成熟的电池技术，长云集团收购了万锋电池公司。龚建国被委派管理收购后成立的合资公司：长云万锋电动车公司。
龚建国被外派到合资公司过后，王大伍逐渐感觉龚建国开始不听招呼：他曾向龚建国要求，把新厂子里的技术骨干，抽调一半到海滨原来电池厂里，以加强母公司电池项目的发展。龚建国以影响进度为由婉转回绝。
如果这还可以理解，那从新厂里长云的老员工嘴里传出的一个消息，彻底让王大伍对龚建国失去信任，“南京公司背着总公司将青山的技术拿出去与第三方合作，而这些技术都是长云新能源项目的关键技术。”
身为企业大家长，王大伍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趁一次龚建国不在合资公司的机会，王大伍派人将公司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资料悉数搬回海滨。
“谁允许他们这样干的？公司是所有股东的，又不是他们的私产！”得知情况的龚建国怒不可遏。在长云集团工作了十多年的他深知老板的性格，但他这次并不打算像以前一样，逆来顺受，他要反击。
两个月后，机会来了。龚建国发现一笔本应当在长云国际某附属公司账户上1.5亿元现金被违规提走。他悄悄地通知了几个小股东，把这件事捅到香港长云国际股东大会，并着力促成股东大会将王氏兄弟停职。
这才有了先前的一幕：两名小股东代表董事会宣布了对王大伍以及王大云的停职。
王大伍并没有束手待毙，在向证监会提交申诉过后，他迅速将枪头调转，对准龚建国。长云集团以龚建国非法侵占财产为由，对其提起诉讼。
虽然最后因为缺乏确凿证据而撤诉，但龚建国还是在之后不久，以健康出现问题为由，辞去长云集团副董事长的职位，宣布退休。
上市公司事件一年后，长云集团被停牌。这也直接导致长云一系列相关资金链断裂，从此陷入困境。
叫板的兄弟
如果说与经理人的矛盾是自己放权造成的话，那么他自家兄弟之间的分歧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身为家族老大的王大伍就率先投入到经商大潮之中。他从简单的汽车修理开始，逐步扩展到汽保业务的各个方面。
那个时候，国内的烤漆房清一色都是进口的。而一台普通的进口烤漆房动辄四五十万元，闯劲十足的王大云决定自己造烤漆房。
“那个时候不容易呀，我们一口气跑遍了全国稍有名气的大型修理公司，看见别人有好的烤漆房，我们便用自己携带的照相机偷偷拍照，拿回来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历过多次试验失败过后，王大伍终于拿出了自己的产品。在功能不输进口产品的同时，他们的定价，不到进口烤漆房的一半。
很快，长云在国内汽保行业站住了脚跟，并且将众多国外的烤漆房品牌挤出国内市场。同时，长云集团开始涉足整车制造行业。
至少从表面上看，那个时候的兄弟感情非常融洽。但那个阶段，王大伍已经开始显露出“独裁”的一面。每逢有争执，王大云也总是主动退让，兄弟两人很少红脸。
转变发生在集团香港公司上市过后。手里有钱了，老大觉得，弟弟翅膀硬了，思想也开始变得保守。我那个时候提出，公司应该向新能源方向发展，老三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老三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新能源太烧钱。
王大云自己也承认，发展新能源对于一家民营企业而言，不管从理念还是投入上来说，都有点超前。但是如果考虑到政府在这方面的补贴和由此带来的政策性贷款，发展新能源的计划还是很有可能实现的。
其实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同意不同意的，熟悉长云的人都知道，王大云决定的事其他人一般都不会反对，“关键是，反对了没用。”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两个的意见都不一致，也没有好好地谈一谈。”
不管怎样，长云的新能源客车计划还是在反对声中上马了。长云陆陆续续地兼并了几家客车制造厂与电池生产厂，一年过后，长云的新能源客车也终于下线。而慢慢累积的订单，也让王大伍看到了些许希望。
正当长云发展到了关键阶段，香港长云国际被停牌，资金链断裂，几乎让王大伍十几年的努力功亏一篑。
王大云与王大伍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老三几乎不怎么跟我说话，不管是家事还是公司的事，交流基本断了。”
很多事情，王大云已经不再退让，而是公开叫板。“就拿今年跟沙特合作建厂的事儿来说吧，就没有经过我同意，老三自己一个人就跑到那边签约了。”
“公司有钱赚的时候，老三就来了；现在公司出问题了，老三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是王大伍对王大云的评价。
而王大云对王大伍的评价则更为激烈，“总是搞一言堂，以前公司小还行，现在公司大了还这么搞，肯定要出问题！”
老大认为老三不听指挥，老三认为老大独断专行，双方都认为，是对方将公司带入现在的困境。
股权的地雷
“我与王大云共同持有集团52%的股权，但到底如何划分我与王大云的股权，是最大的问题。”
奇怪的股权划分，其实才是王大云敢与与王大伍叫板的真正原因。虽然在日常经营中，王大伍一直占主导地位，但王大云一直认为，自己的股份和王大伍是持平的，可以享有同样的发言权。
这个股权的划分要追溯到2001年长云上市之前，因为着急上市，龚建国对两兄弟合占股权中，每方具体比重并未切割。而这样的划分也像颗地雷一样，埋在了王大云家两兄弟的关系里。
“我和我弟弟当时占股的形式是共同持有，但到底谁占多少，并没有划分清楚。”
“三弟认为这52%的股权，如果分配的话我俩一人一半，但界定股权不能简单这么划分，我的要求很简单，份额上只要比他多一点点——1%就行。这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我是长云真正的老板，他对长云的贡献没有我多。”
为了摆脱困境，王大伍开始决定对公司进行重组，他还从北京请来了同门老乡王均。王均之前一直经营矿产生意，也是一个多年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好手。在一次饭局中，王均在王大伍介绍下，对长云的新能源客车项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还带来了5000万元的投资。
王大伍希望通过任命王均为董事长，加强自己在公司的领导地位，并且通过王均所带来的资金支持，盘活长云的新能源项目。
在全权委托王均为长云公司的董事长后，为了表示对王均的信任，王大伍决定当甩手掌柜，与王均签订了全权委托书，让王均操盘其他具体管理事宜。
王均为了方便管理，也动了不少脑筋。他同时任命王大云、王大伍四弟王大伟为副董事长。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入公司；但弊端也很明显：加剧了长云的家族式企业特征。
事实证明，王均的确与公司里的各种力量相处融洽。但王大伍并没有能够高兴起来。虽然王均与老三，老四的关系越来越近，但长云资金困难的局面也并未解决，工厂仍处于停摆状态。
“王均主政长云的这段时间，公司经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他还打着长云的旗号，在外面干他自己事情。”
当时一起被拉入管理层的四弟王大伟后来更是成了王大伍的一块心病，他不但不听王大伍的，还在去年从集团出走，重新成立了一个自己汽车维修公司，这也是他 在长云分管的业务。不可避免的，王大伟从长云原有的汽修中带走了大部分技术骨干。这让本就难以为继的长云集团雪上加霜。
“老大多了必翻船。”王大伍感叹道，在企业管理方面，他犯了“常识性错误”。“我、三弟王大云、四弟王大伟、董事长王均——现在长云一共有四个老板。”
按照王大伍的说法，这三人对他手中的股权觊觎已久，“三弟、四弟，再加上王均，都各自占着一块利益，他们现在就想我退了，各自再去占一份——不占白不占。”
长云集团再次陷入内讧。
从今年开始，王大伍着手进行集团内部的资产清理，他希望借这种形式，理清家族式企业复杂的产权，所有权和管理权关系，将长云重新带入正轨。
但一切并没有那么容易，王大伍现在最大困惑就是，自己放权，大家各自为政；自己抓权，又被人说搞“一言堂”。
到底该怎么做，他仍未找到答案。
位于海滨市建设大道30号的长云汽车集团总部，已经很少有员工上班。临街的玻璃门全部从里面上锁，透过蒙灰的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杂乱摆放的桌椅。除了门口的保安，大楼几乎看不到其他人出入。
作为海滨市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王大伍和他一手创办的长云集团在当地颇有名气。
在当地人眼里，长云集团是当地民营企业的佼佼者：“长云集团在我们这儿可是数一数二的，你看我们的公交车，全都是他们生产的。但这两年厂子不景气，我一个朋友在他们厂里上班，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
在资金链断裂一年过后，长云汽车集团现在已基本处于停摆状态。看到自己大半辈子的心血如此光景，创始人王大伍感到有点力不从心。游离在董事长，大哥和大股东几个角色之间，这个52岁的汉子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家族企业管理该从何调整。
莫名其妙的停职
如果不是两年前的上市公司事件，长云集团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2011年5月8日，王大伍像往常一样到公司上班，但没多久，三弟王大云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哥，不好了，出大事儿了。”
原来，当天香港上市公司长云国际突然宣布，暂停王大伍与王大云两名执行董事职务，原因是他们未能及时提供一笔上亿元人民币款项的转汇的合理解释。
作为长云国际的主席兼创始人的王大伍与副主席王大云却对这件事毫不知情。而公告的直接发布者仅仅是公司的两名小股东：一名执行董事和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
王大伍清楚，单凭两个小股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他们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力量在为他们站台。而最有可能的，就是时任长云国际副主席兼执行董事的龚建国。
龚建国是长云集团的“开创功臣”，九十年代初就加入了长云。由于曾在海滨本地一家国有企业长期担任管理职务，熟悉企业经营管理，龚建国在长云集团一直扮演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王大伍对他非常倚重，长云国际在港上市具体细节，就是由龚建国亲自操盘。在王大伍的原来的印象里，龚建国是个能力强，并且非常“听话”的人。
“基本上就是我指哪儿他打哪儿。”王大伍曾这样跟人评价龚建国。
两人关系的裂痕出现在2010年：当时长云集团正在着力研究新能源汽车。为了获得成熟的电池技术，长云集团收购了万锋电池公司。龚建国被委派管理收购后成立的合资公司：长云万锋电动车公司。
龚建国被外派到合资公司过后，王大伍逐渐感觉龚建国开始不听招呼：他曾向龚建国要求，把新厂子里的技术骨干，抽调一半到海滨原来电池厂里，以加强母公司电池项目的发展。龚建国以影响进度为由婉转回绝。
如果这还可以理解，那从新厂里长云的老员工嘴里传出的一个消息，彻底让王大伍对龚建国失去信任，“南京公司背着总公司将青山的技术拿出去与第三方合作，而这些技术都是长云新能源项目的关键技术。”
身为企业大家长，王大伍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趁一次龚建国不在合资公司的机会，王大伍派人将公司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资料悉数搬回海滨。
“谁允许他们这样干的？公司是所有股东的，又不是他们的私产！”得知情况的龚建国怒不可遏。在长云集团工作了十多年的他深知老板的性格，但他这次并不打算像以前一样，逆来顺受，他要反击。
两个月后，机会来了。龚建国发现一笔本应当在长云国际某附属公司账户上1.5亿元现金被违规提走。他悄悄地通知了几个小股东，把这件事捅到香港长云国际股东大会，并着力促成股东大会将王氏兄弟停职。
这才有了先前的一幕：两名小股东代表董事会宣布了对王大伍以及王大云的停职。
王大伍并没有束手待毙，在向证监会提交申诉过后，他迅速将枪头调转，对准龚建国。长云集团以龚建国非法侵占财产为由，对其提起诉讼。
虽然最后因为缺乏确凿证据而撤诉，但龚建国还是在之后不久，以健康出现问题为由，辞去长云集团副董事长的职位，宣布退休。
上市公司事件一年后，长云集团被停牌。这也直接导致长云一系列相关资金链断裂，从此陷入困境。
叫板的兄弟
如果说与经理人的矛盾是自己放权造成的话，那么他自家兄弟之间的分歧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身为家族老大的王大伍就率先投入到经商大潮之中。他从简单的汽车修理开始，逐步扩展到汽保业务的各个方面。
那个时候，国内的烤漆房清一色都是进口的。而一台普通的进口烤漆房动辄四五十万元，闯劲十足的王大云决定自己造烤漆房。
“那个时候不容易呀，我们一口气跑遍了全国稍有名气的大型修理公司，看见别人有好的烤漆房，我们便用自己携带的照相机偷偷拍照，拿回来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历过多次试验失败过后，王大伍终于拿出了自己的产品。在功能不输进口产品的同时，他们的定价，不到进口烤漆房的一半。
很快，长云在国内汽保行业站住了脚跟，并且将众多国外的烤漆房品牌挤出国内市场。同时，长云集团开始涉足整车制造行业。
至少从表面上看，那个时候的兄弟感情非常融洽。但那个阶段，王大伍已经开始显露出“独裁”的一面。每逢有争执，王大云也总是主动退让，兄弟两人很少红脸。
转变发生在集团香港公司上市过后。手里有钱了，老大觉得，弟弟翅膀硬了，思想也开始变得保守。我那个时候提出，公司应该向新能源方向发展，老三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老三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新能源太烧钱。
王大云自己也承认，发展新能源对于一家民营企业而言，不管从理念还是投入上来说，都有点超前。但是如果考虑到政府在这方面的补贴和由此带来的政策性贷款，发展新能源的计划还是很有可能实现的。
其实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同意不同意的，熟悉长云的人都知道，王大云决定的事其他人一般都不会反对，“关键是，反对了没用。”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两个的意见都不一致，也没有好好地谈一谈。”
不管怎样，长云的新能源客车计划还是在反对声中上马了。长云陆陆续续地兼并了几家客车制造厂与电池生产厂，一年过后，长云的新能源客车也终于下线。而慢慢累积的订单，也让王大伍看到了些许希望。
正当长云发展到了关键阶段，香港长云国际被停牌，资金链断裂，几乎让王大伍十几年的努力功亏一篑。
王大云与王大伍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老三几乎不怎么跟我说话，不管是家事还是公司的事，交流基本断了。”
很多事情，王大云已经不再退让，而是公开叫板。“就拿今年跟沙特合作建厂的事儿来说吧，就没有经过我同意，老三自己一个人就跑到那边签约了。”
“公司有钱赚的时候，老三就来了；现在公司出问题了，老三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是王大伍对王大云的评价。
而王大云对王大伍的评价则更为激烈，“总是搞一言堂，以前公司小还行，现在公司大了还这么搞，肯定要出问题！”
老大认为老三不听指挥，老三认为老大独断专行，双方都认为，是对方将公司带入现在的困境。
股权的地雷
“我与王大云共同持有集团52%的股权，但到底如何划分我与王大云的股权，是最大的问题。”
奇怪的股权划分，其实才是王大云敢与与王大伍叫板的真正原因。虽然在日常经营中，王大伍一直占主导地位，但王大云一直认为，自己的股份和王大伍是持平的，可以享有同样的发言权。
这个股权的划分要追溯到2001年长云上市之前，因为着急上市，龚建国对两兄弟合占股权中，每方具体比重并未切割。而这样的划分也像颗地雷一样，埋在了王大云家两兄弟的关系里。
“我和我弟弟当时占股的形式是共同持有，但到底谁占多少，并没有划分清楚。”
“三弟认为这52%的股权，如果分配的话我俩一人一半，但界定股权不能简单这么划分，我的要求很简单，份额上只要比他多一点点——1%就行。这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我是长云真正的老板，他对长云的贡献没有我多。”
为了摆脱困境，王大伍开始决定对公司进行重组，他还从北京请来了同门老乡王均。王均之前一直经营矿产生意，也是一个多年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好手。在一次饭局中，王均在王大伍介绍下，对长云的新能源客车项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还带来了5000万元的投资。
王大伍希望通过任命王均为董事长，加强自己在公司的领导地位，并且通过王均所带来的资金支持，盘活长云的新能源项目。
在全权委托王均为长云公司的董事长后，为了表示对王均的信任，王大伍决定当甩手掌柜，与王均签订了全权委托书，让王均操盘其他具体管理事宜。
王均为了方便管理，也动了不少脑筋。他同时任命王大云、王大伍四弟王大伟为副董事长。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入公司；但弊端也很明显：加剧了长云的家族式企业特征。
事实证明，王均的确与公司里的各种力量相处融洽。但王大伍并没有能够高兴起来。虽然王均与老三，老四的关系越来越近，但长云资金困难的局面也并未解决，工厂仍处于停摆状态。
“王均主政长云的这段时间，公司经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他还打着长云的旗号，在外面干他自己事情。”
当时一起被拉入管理层的四弟王大伟后来更是成了王大伍的一块心病，他不但不听王大伍的，还在去年从集团出走，重新成立了一个自己汽车维修公司，这也是他 在长云分管的业务。不可避免的，王大伟从长云原有的汽修中带走了大部分技术骨干。这让本就难以为继的长云集团雪上加霜。
“老大多了必翻船。”王大伍感叹道，在企业管理方面，他犯了“常识性错误”。“我、三弟王大云、四弟王大伟、董事长王均——现在长云一共有四个老板。”
按照王大伍的说法，这三人对他手中的股权觊觎已久，“三弟、四弟，再加上王均，都各自占着一块利益，他们现在就想我退了，各自再去占一份——不占白不占。”
长云集团再次陷入内讧。
从今年开始，王大伍着手进行集团内部的资产清理，他希望借这种形式，理清家族式企业复杂的产权，所有权和管理权关系，将长云重新带入正轨。
但一切并没有那么容易，王大伍现在最大困惑就是，自己放权，大家各自为政；自己抓权，又被人说搞“一言堂”。
到底该怎么做，他仍未找到答案。
